创业者,你幸福吗?——全球创业观察(GEM)2013报告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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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创业者应对环境、感知机会、对创业的恐惧和对失败的担忧,都会有差异。而创业活动受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等差异影响,而体现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经济体中的差异。

2014年1月,全球创业观察组织(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发布了第15个年度报告——全球创业观察2013年度全球报告。本次报告调查人数达到197,000人,有3,800位各国创业研究专家参与其中,涉及经济体达到70个。截止本年度,GEM组织的研究已经累计涵盖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样本代表了全球约3/4的人口,和全球近90%的GDP。
报告发现:15年来,GEM从单纯关注早期阶段创业比例转向关注创业的本质,即创业活动(或创业活跃度)、创业态度、创业抱负,以及与之相关的创业框架条件。同时,GEM研究指出,创业者类型不仅仅要关注新手创业者(nascent entrepreneur),新企业与成熟企业中的所有者,还要关注新出现的类型,即创业员工活动。最后,GEM研究认为单纯以财务类指标,如单位GDP衡量经济,忽视了经济的社会性,因此本年度报告设置了主观幸福感主题,首次分析评价了创业与幸福感的关系。
报告认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创业者应对环境、感知机会、对创业的恐惧和对失败的担忧,都会有差异。而创业活动受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等差异影响,而体现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经济体中的差异。本年度报告尤其突出了创业与就业岗位增加的关系,认为单纯用创业企业数量或创业活动来预测经济绩效,还远远不够。创业框架条件的分析结果表明,支持创业的物理设施基础和商业法律基础评价是积极的,但教育培训与影响新企业创建的规章条例评价却是负面的。
报告关注:创业态度,创业感知,社会对创业的态度,早期创业阶段比例(即创业活动),创业者的个人驱动力,成熟企业所有者,创业员工活动,创业企业的终止现象,创业抱负中的成长导向、创新导向和国际化导向,以及影响创业的框架条件,最后GEM特别关注了创业与幸福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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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执行摘要

1.1 GEM 15年回顾

全球创业观察组织(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创建于1997年。自1999首次发布报告,到2014年,已经走过15载春秋;名称也从最初的世界创业指数(World Enterprise Index)更名为全球创业观察。如今,GEM组织的研究已经累计涵盖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样本代表了全球约3/4的人口数量,和全球近90%的GDP。

15年来,GEM的初衷并未改变。GEM的目标是:1.探究影响国家创业活跃度的因素,以协助政府部门制定有助于刺激创业的政策;2.长远来看,旨在联通经济增长与创业之间的路径。因为创业者创办的新企业,不仅创造了就业岗位,还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和服务,刺激了竞争,并通过技术变革提高了生产率,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5年来,商业周期跌宕起伏,而GEM的数据也显示出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GEM的研究显示:经济危机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因具体情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既可能提高创业者比例,也可能降低该比例。当经济危机显现时,一些人会因预期市场需求下滑而延迟创业活动;一些人却从危机中发现机会;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就业市场不景气而被迫参与到创业活动中。为此,GEM将相关的情景因素和创业态度、创业活动、创业抱负结合起来进行了分析。

在15年里,GEM帮助人们对创业活动、创业的性质和作用建立起理解与认识,同时为一些参与到本研究项目的经济体提供了制定决策的一手数据。

1.2 创业与幸福感的首次测量

本年度,GEM引入了一种新颖的方式:将创业指数与幸福感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新的测量指标涉及到主观幸福感、个体对当前工作的满意度、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度。

GEM2013年度报告中的经济体划分如表1.1所示:

表1.1  GEM经济体划分

发现一:初步的分析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因国家/地区而异。当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等条件相似时,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相似,进而塑造出相应的创业活动指数。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处于最低水平;美洲地区,包括拉丁美洲和北美地区,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北欧等福利型国家,以及瑞士、新加坡、荷兰等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主观幸福感较高。

发现二:在所有区域中,相对于没有参与到创业过程或独立运营一家公司的个体相比,创业者表现出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发现三:生存型创业者(指那些因为没有其他工作选择而被动卷入创业的人)相对于机会型创业者而言,主观幸福感较低。当然,该项指标同样因创业者所处的经济体不同而存在差异:在要素驱动经济体中,生存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低。但在创新驱动经济体和效率驱动经济体中,机会型和生存型创业者感知到的主观幸福感差异不大。

发现四:在创新驱动经济体中,早期阶段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最高;但是相较于效率驱动经济体中的创业者,他们会抱怨更多的问题,例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问题。

发现五:在创新驱动经济体中,女性创业者相较于男性创业者表现出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图1.1  基于不同创业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观幸福感对比

图1.2 基于创业动机、性别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观幸福感对比

第二部分  2013全球创业活动观察

2.1创业态度与感知

创业态度与感知能够影响潜在创业者的创业决心,代表了个体对创业活动的隐性准备,反映经济中个体倾向于创业的程度,这既包括了社会态度(机会存在状况和机会感知状况、创业者地位、媒体评价),也包括创业者对自我的评价(创业者能力自信、创业恐惧感等)。基于以上两个方面,GEM得出如下结论:

发现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个体往往能够发现一些好的创业机会,占受访者的69%;此外,该区域74%的受访者对自己开办企业的能力和知识充满信心,仅有24%的受访者认为在开办企业时会存在恐惧感。同时,该区域尚未参与到创业活动中的很多受访者都表示有创业意愿,高达47%的比例。

发现二:在欧盟经济体中,个体对创业的感知度普遍更低。

发现三: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中,创业的普及程度和特征的差异比较明显。例如,在效率驱动的经济体中,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个体对机会和自身能力的认知程度较高,而在东欧和亚太地区,受访者对上述方面的认知程度较低。

发现四:在创新驱动的经济体中,即使存在的机会很多,但人们对机会的感知水平却存在差异。例如:北欧经济体(芬兰、瑞典和挪威)的受访者对机会的感知水平较高,而南欧(例如希腊和西班牙)的受访者则较低。

发现五:不仅地理和经济因素影响人们对创业的态度,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创业所具有的吸引力(即创业被视为一种好的职业选择),会基于两种要素而显现出不同的特征:1.社会环境是否支持创业者享有较高地位;2.媒体对成功创业的报道频率和程度是怎样的。2013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撒哈拉以南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创业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好的职业选择;一位成功的创业者,也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在欧盟地区,这一比例很低,尤其是媒体对创业者的关注度很低。

就个体而言,对待创业的态度和感知能够影响他们创业的决心。然而,对创业机会的感知与个人能力的匹配,并不是走出创业关键第一步的必要条件。创业态度与创业行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并受到个体、社会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表2.1和表2.2给出了不同经济体中,创业感知和创业态度之间的对比结果。

表2.1 2013GEM被访经济体中的创业态度和感知对比

表2.2 2013GEM被访经济体中的创业态度和感知对比(续)

2.1.1个体感知:机会、能力和失败恐惧

创业机会感知衡量的是人们认为自己所在区域存在创业机会的情况;能力感知反映的是人们相信自己具有开设新公司所需的能力、知识和经验的受访者比例;(开办属于自己的公司时)对失败的恐惧的测量主要针对上述感知到创业机会的人群。

研究结果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上述三个指标的测量中,表现出最高的平均值,而这些国家有着相应较高的创业者比例。这说明人们愿意将他们看到的机会付诸行动,而且他们也相信自己有创业的能力。但是在欧洲国家,尤其是欧盟国家中,上述指标却是最低的。这一特点在图2.1中得到明显展示。通过该图同时可以发现:人们对创业机会和创业能力的感知水平,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图2.1 创业感知和态度的平均水平

2.1.2创业意愿

当潜在创业者表达出在未来开办新企业的意愿时,创业过程的第二个阶段随即发生。创业意愿指的是受访者在未来三年(已经在创业路上的人不在此列,具体见表2.2)期望创办新企业的比例,而这一比例在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存在差异。总的来说,在要素驱动经济体中,该比例是最高的,因为这些国家就业选择面窄,创业者更多是基于生存需求的创业意愿。而在效率驱动的经济体中,尤其是创新驱动的经济体中,创业意愿则更低(如图2.1所示)。

2.1.3国家态度:职业选择、社会地位和媒体关注度

最后三个态度变量测量的是社会对创业的认知:即职业选择、创业者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媒体关注的积极程度。这些变量评价的是创业的吸引力。对这些变量的正面评价,能够影响到个体成为创业者的意愿;同时会影响到社会中的其他群体,例如投资者、供应商、客户和咨询顾问对创业者提供支持的可能性。

职业选择:当被问及“创业被视为是好的职业选择”的程度高低时,全球范围内的受访者都给出了正面的评价;而最低的正面评价出现在创新驱动的经济体中(如图2.1所示)。

社会地位:成功创业者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经济体中,得到的评价是相似的。但是在要素驱动的经济体中,这种评价会更高一些。

媒体对创业的关注度:主要通过询问受访者,他们认为是否有诸多关于新企业、成长企业的报道来测量。全球数据分析发现,巴西、乌干达、中国台湾、芬兰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指标上的分值都很高。该指标分值最低的国家是希腊、匈牙利、卢森堡和利比亚。在这些国家中,仅有1/3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2.2创业活动

早期创业活动指数(TEA)涵盖了正在创办企业和独立运营企业不超过3.5年的个体。

研究发现,要素驱动经济体的TEA值处于最高位,而撒哈拉以南地区表现出最高的TEA值。尤其是赞比亚和尼日利亚,受访者中有39%(18岁—64岁)的个体参与到了早期的创业活动中。与此同时,在该类型经济体的早期阶段创业者中,因生存驱动而创业的比例同样也是最高的。

但随着GDP水平的提高,TEA值不断降低,原因在于GDP水平越高的经济体能带来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但是,在GDP水平超高的国家,这一趋势发生了偏离,出现了相对较高的TEA。具体如图2.2所示。

在效率驱动经济体中,TEA值最高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而在中东、北非和欧洲地区,这一比例最低。

在创新驱动经济体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美国的TEA值最高,而日本和意大利的TEA值最低,分别是3.4%和3.7%。

图2.2 2013年早期创业活动指数

2.2.1个人驱动力:创业动机

在创新驱动经济体中,生存驱动型的TEA值最低,而机会驱动下的TEA值却是最高的。这些经济体中的创业者,识别和追逐那些能够增加收入,以及提高自身独立性的机会。其中,加拿大、芬兰、新西兰、新加坡、瑞士的创业者的改善驱动机会(Improvement-driven Opportunity)下的创业比例最高:大概有2/3的早期创业者属于改善驱动机会下的创业。相反,例如牙买加、印度、马拉维这样的国家,则有接近40%的受访者是生存驱动型创业者。

图2.3 生存驱动型创业者和机会驱动型创业者比例

2.2.2既有企业

尽管早期阶段的创业者对经济发展的活跃和创新具有重要影响,但也不应忽视既有企业及其所有者对经济发展稳定性带来的作用。他们创造了稳定的就业环境,对不断积累的知识和社会资本加以利用,而且也是新创公司的重要源泉之一。

GEM每年会测量各经济体既有企业的比例(拥有或管理企业超过3.5年),而这一比例在不同经济体间存在差异。

总体来看,在很多要素驱动和效率驱动的经济体中,尽管创业活动普遍,但创业的持续性不足。例如,在很多拉丁美洲国家(例如巴拿马、秘鲁、墨西哥)以及南非,既有企业的比例是TEA值的1/3。2013年最极端的例子是赞比亚,该国TEA值是所有样本国中最高的,但是仅不足10%的成熟企业保有率。这一现象,能够部分反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正在壮大的年轻一代面临有限的就业机会。因此,早期阶段的创业者比例很高,但这并没有转化为高比例的可持续企业。赞比亚的例子表明:对于导致早期阶段创业活动终止的因素,应给予足够重视。

2.2.3创业员工活动

创业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独立创业和在已有组织基础上的创业。我们把后一种形式称为创业员工活动(Entrepreneurial Employee Activity, EEA)。后者之所以越来越被认可为一种创业类型,因为他们的目标同样是创立新公司、开发新产品或引进新服务。这一类型的创业,同样具备了创业的所有行为方面的特征,例如主动性、对机会和创新的追求。图2.4列出了2013年,以经济发展阶段为区分的EEA值。

图2.4 2013年创业员工活动对比图

数据表明:在要素驱动和效率驱动经济体中,创业员工活动极为少见;只有在创新驱动的经济体中,员工创业活动的比例与总体TEA值一致。

2.2.4企业终止

创业终止,应该与早期创业和既有企业,都视作创业活动的一部分。GEM对过去一年中终止企业经营的创业者进行调查,受访者给出了终止企业的原因。图2.5总结了这些原因。

图2.5 创业终止原因

企业终止率一般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要素驱动的经济体中,创业活动的比例很高,这也伴随着同样高的创业终止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TEA值是最高的,相对于TEA值而言,该地区的创业终止率也很高。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企业终止。所有地区中最常提到的终止原因是:利润率低以及融资问题。北美地区企业终止的原因主要不是融资问题,而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常遇到的。在欧洲和北美,受访者反映的终止原因更多是因为其他工作选择或创业机会。因此,并不是所有终止原因都是负面的,还存在一些正面的因素。

2.2.5早期创业活动的人口统计特征

一、创业者年龄分布

一个社会能够从各个年龄段的创业者身上获益。例如,年轻人有新颖的想法,而且是数码一代,相比他们的父母而言,受到更良好的教育。年长者虽然对新事物和变化不那么易于接受,但是他们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积累了相关的经验,而且有相应的财务资源。图2.6列出的是所有区域中,早期阶段创业者的年龄分布图,其中25-34岁以及35-44岁年龄段的TEA值最高。不同经济体之间还存在一些差异,例如欧盟和北美地区的年轻创业者(18-24岁)较多,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年长创业者占比是各地区中最高的。

图2.6 早期创业活动指数中的年龄分布

二、女性与创业

从图2.7可以看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早期阶段的女性创业者与男性创业者比例相当。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在加纳、尼日利亚和赞比亚,女性创业者要超过男性。其他经济体,例如巴西、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俄罗斯和瑞士,代表了全球各个地区和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但是他们的女性创业者比例都相似。其他被观察的经济体中,女性创业者的比例要低于男性。女性创业者比例最低的国家出现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一些国家,以及欧洲的部分国家。

图2.7 早期创业活动指数中的性别比例

从创业动机角度分析,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男性创业者更可能是机会驱动型的,而女性更可能是生存驱动型的。尽管这些地区男女性的TEA值差异不大。而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女性创业者更可能是机会驱动型的。该地区女性较低的TEA指数说明创业活动对于女性而言,会因资源的限制和就业市场的进入门槛而面临巨大挑战。

2.3 创业抱负

为了衡量全球创业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GEM从创业者的就业增长预期、创新水平自我认知、国际化程度自我认知这三个方面对早期创业活动进行分析。

2.3.1就业增长

就业增长预期可以清晰表明创业活动的作用与各国政府都关注的目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之间的联系。GEM询问早期阶段创业者,他们当前的雇员数是多少,在未来5年他们期望增加多少雇员。早期创业者对他们自身的期望和增加就业岗位的期望都相当乐观,尽管这未必能够实现。但是,没有雄心壮志的创业,几乎很少能实现真实的就业增长(Stam et al.,2012)。因此,基于这样的逻辑,各国创业者在岗位增长期望程度方面的差别可被大致假定为真实就业增长状况的差别。图2.8反映了各地区早期创业者的就业增长预期。

图2.8 早期阶段创业者对就业岗位的增长预期

结果表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就业增长预期较低,大概有80%的创业者表示,在未来5年增加的员工数量不会超过5人,而只有4%的人认为会超过20人或更多。相反,欧盟和北美地区,尽管TEA值相对较低,但是有超过10%的创业者有意愿吸纳20名或更多的员工。

2.3.2创新

创新指标主要衡量受访创业者对其创业活动创新水平的自我认识,涉及两项指标:自己的产品对所有或部分消费者是否为创新产品?是否认为自己开创了一个很少有或者没有同类业务的市场?

尽管就业岗位增长的期望和实现,对创业活动构成可见的中期影响,但是从长期而言,创新导向却会影响到(创业活动的)结构优化。

熊彼特关于创新企业家的观点认为:新产品和新市场淘汰了原有的、过时的产品或服务,推动了生产的向前发展(Schumpeter,1942)。在经济体之间进行对比时,需要明确的是,有些产品在一些经济体中被视为是新产品,但在另一些经济体中,这可能已经为消费者所熟知。创新导向的测量,存在情景依赖性。图2.9展示的是早期创业者中,认为自身产品/服务具有创新性的创业者比例。

图2.9 早期阶段创业企业创新水平

各地区的创新认知水平,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北美和欧盟地区,上述两项指标的值是最高的。亚太和南亚地区,如日本、韩国或中国,他们的产品创新水平高,产品方面的指标值是最高的。比较起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新产品比例是最低的。有趣的是,新兴经济体,如哥伦比亚、智利、中国台湾和南非,不但新产品的比例很高(超过70%),而且新市场的比例也很高(超过50%)。

2.3.3国际化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明显的今天,国家间的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不仅仅跨国企业具有国际化的意愿,新企业和小企业同样具有。他们通过运用最新技术,将业务范围拓展得更宽。毫无疑问,那些国内市场很小的创业者,更多是关注国际化市场,而国内市场庞大的国家如巴西、中国、俄罗斯、印度和美国,在这方面的比例相对较低。如图2.10,GEM用创业者将产品出售给他们所在经济体以外消费者的程度,来测量创业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图2.10 早期阶段创业企业国际化水平

三个关键的观察指标被用来区分国际化程度不同的经济体:

1.人口庞大、幅员辽阔的经济体,早期阶段创业活动中的国际化比例很低:例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

2.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创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处于中等程度,但仍超过大的效率驱动经济体。美国的创业者面对一个大的、多元化的市场,更容易获得很高的收入,但同样也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

3.早期创业活动高度国际化的经济体,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国内市场相对很小,但他们的服务和一些技术类产品的创新度很高,例如新加坡、卢森堡和以色列。当然,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例如克罗地亚、爱尔兰和斯洛文尼亚,他们的国际化导向程度也很高,原因在于他们都是比较小的经济体,也具有强烈的参与需求,此外也具有开展国际化贸易的历史渊源。

2.4创业框架条件

各国专家都给出了一些影响创业的环境要素,GEM将这些因素称之为创业框架条件(EFCs),例如融资支持、一般性的政府支持、特定的法律条例、市场开放性、研发成果转化程度、创业教育、创业相关的文化惯例和价值观。

总体来看,创新驱动经济体(如欧盟和北美地区)的专家对EFCs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相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经济体,对EFCs的评价较低,尤其是研发成果转化因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例如南美的阿根廷和巴西、非洲的马拉维和乌干达、亚太地区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欧洲的波黑和罗马尼亚,专家认为来自政府条例支持的程度很低。在另外一些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如意大利、克罗地亚和立陶宛,专家对于政府条例的态度同样是批判性的。

在创业框架条件各因素中,负面指摘最多的是教育和培训,以及影响新企业和成长企业的规章制度。

2.5专题说明:创业与幸福感

经济发展曾以严格的财务指标来衡量,如单位GDP。但是,这仅仅代表了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直到现在,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仍没有将社会因素作为重点指标来衡量,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自从不丹政府引进“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以来,出现了很多新的指标,用以补充传统经济导向型变量的不足。

本专题的主要目标就是测量个体幸福感的不同方面,并将这些方面与全球范围内的创业动力结合起来。本专题采用了一系列已经经过测试的概念,主要包括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以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度。

2.5.1主观幸福感

2013年的研究发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经济体,早期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值最低,而拉丁美洲地区和北美地区的值最高。单个国家的分析结果表明,北欧国家等传统福利型国家,以及荷兰、瑞士和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主观幸福感的值同样很高,进一步证实了一些类似研究得出的结果(Helliwell et al.,2013;OECD,2013)。这些差异说明,历史传统,以及创业框架条件,如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对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存在突出的影响,并最终塑造了创业活动指标。具体如图2.11所示:

图2.11 不同经济体创业者主观幸福感水平比较

在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比较分析方面,证实了三个经济发展阶段中,生存型创业者的幸福感,要明显低于机会型创业者。而在要素驱动的经济体中,生存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是最低的。在创新驱动和效率驱动的经济体中,这两类创业者在主观幸福感的分值上差异不大。最极端的例子是赞比亚,该国生存型创业者的幸福感值是-1.26,机会型创业者的幸福感值是-1.31。而在瑞士,机会型创业者的幸福感值是0.78。

图2.12同样给出了性别方面的指标值。创新驱动经济体中,女性创业者表现出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0.25)。从单一国家来看,波多黎各的男性创业者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0.9)。相反,赞比亚的女性创业者的幸福感值是最低的(-1.3)。

图2.12 不同性别、创业动机下的主观幸福感对比

2.5.2工作满意度及“工作-生活”平衡满意度

处于三个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创业者都表现出了比非创业者更高的工作-生活平衡的满意度。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最高的评价值出现在马拉维、菲律宾、阿尔及利亚和厄瓜多尔;发达经济体中最高的评价值出现在意大利、波多黎各;最低值出现在乌干达和墨西哥。一些发达国家,表现出很低的工作-生活平衡度评价值,例如韩国和比利时。

研究同时发现,女性创业者相比男性创业者而言,表现出更高的工作-生活平衡满意度。

图2.13 工作-生活平衡满意度

平均来说,在效率驱动的经济体中,创业者表现出更高程度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满意度。在创新驱动经济体中,生存型创业者的工作生活平衡满意度最低。可能的解释是,该经济体内,生存型创业者被就业市场淘汰而被动创业,相比企业员工而言失去了很多优越感。

图2.14指出了单个指标与总体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分值是对单个问题结果的平均值:“我对自己的当前工作很满意”。量表分值从1到5。该指标显示出了与其他幸福感指标近似的结果:在要素驱动的经济体中,创业者对其创业活动的满意度更低,这在生存型创业者身上更加突出。

图2.14 工作满意度与创业的关系

2.5.3创业框架条件与幸福感

图2.15表明创业框架条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但微弱的关系。正如此前所述,创业者感知到的主观幸福感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相应地,专家给出的意见也反映出这样一种现象:来自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的专家,一般都对该国创业者工作和生活满意度给出了更高的评价分值。

图2.15 工作-生活平衡满意度(专家角度与个体主观角度的对比)

第三部分  对决策者的意义

1.总体而言,GEM2013报告表明,创业者相对于非创业者表现出更高的主观幸福感;然而,在创新驱动的经济体中,与之伴随的问题,更多的是有关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尤其对于早期创业者而言。因此,与创业相关的教育和培训,应当对这一受到有限关注,但又可能对创业者产生重要影响的软性因素给予更多重视。

2.GEM2013报告再一次证实了在绝大多数经济体中,女性创业者的数量远远低于男性创业者。而本年度报告主题下的结果又表明,女性创业者往往更容易获得满足感:她们在主观幸福感和工作-生活平衡度方面的分值很高。因此,在某些经济体国家中,应该富有成效地鼓励更多优秀的女性人才投入到创业活动中。创业活动中一个更为平衡的性别比例能够营造和谐的“工作-生活”氛围。

3.GEM2013报告指出,不同的创业类型会同时存在。对这些创业类型的识别,有助于加深对经济体中创业能力的理解。尽管GEM最初关注早期创业活动指数(TEA),并把它作为关键指标,但随着从GEM中研究得出的结论不断丰富,引导我们重视创业的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例如创业应该包括创业萌芽阶段,机会识别阶段和业务终止阶段,而员工创业活动同样应该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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